第三十一章 难
吴涵是等黄彬讲完，才道：“我们的史书错漏的地方很多，西方并不承认。”
黄彬道：“我们的史书记载是一代代记录下来的，是很确凿的证据。就算是有错，那也要西方拿出同时代可信的证据来证明我们错了。据我所知，西方目前拿不出来。”
黄彬转向郭开贞道：“特别是敦煌的文书，我们要尽量想办法追回来，而且现在不能再遗失了。那些文书与我国的历史相印证，能够说明很多问题。而且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从德国到我国都是一个文化系统，好处有很多，这个不用我来讲。无非就是一个以谁为中心的问题。让历史说话就行了。”
话题到了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
郭开贞实际上搭建了一个如何贯通东西方哲学桥梁，而黄彬给出了具体如何贯通的一种方法。而且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实际上，领袖已经在马恩哲学之后，利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构建了属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哲学，如果再算上黄彬今天提出来的史学和经济体制学说，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东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
这也是领袖没有反对的原因。
吴涵本人是什么态度，很难说清楚，但是他动了不少推波助澜手脚。郭开贞则很技巧地进行了调和，哪一方都不得罪，都不影响他为双方进行宣传和下一步的研究。所以要说高人，郭开贞才是真正的高人。
剩下的时间，主要是讨论殷商时期存在人殉制度，为什么是封邑时代，而不是奴隶时代。
黄彬认为既然一个时代的起源要提前一两个时代，那么人殉制度也会推迟一到两个时期。殉葬制度到了世家时代已经不用人而是用俑。后来有一两个事件，也非常少。
在殷商之前的墓葬因为工具的落后，一般都埋藏浅，容易被破坏，所以发现就少。而且因为化为了泥土，也不被人重视。但是还是可以通过土质和泥土的颜色不同进行区分。这需要更加精细地对土壤进行化验和保护技术。
而商朝之后，不用人殉，也说明商朝是奴隶制度特征的晚期了。
再就是，对于古代对于奴隶的称呼，那就是没有称呼。古籍记载的民、士、姓都不是指底层人民，而是指封邑主，最差也是家臣。是到了商鞅时期，解放了奴隶之后，才把一部分从事农业的奴隶，叫做农，把一部分取得身份的叫做农民。而在《商君书》中，凡是单独提到民的，都不是指农民，而是指封邑主。
而在封邑主时期，封邑虽然是社会的主流经济模式，但是出现了类似于现在的“公司”制度，就是家臣制度。家臣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自主权，所以才会发生三国分晋的现象。除了家臣，还有逃到封邑之外，不受封邑主管辖的野人，他们已经不是奴隶，而且人数不少。而这在诸侯时期都是没有的。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具体历史记载的解释，所以学者们发言讨论的就多了起来。
黄彬在讨论过程中，并没有落下风。反而纠正了郭开贞在文章把士、民、姓都叫做奴隶，把统治阶级集中到王一个人身上的错误。认为春秋时期，统治阶层是士大夫封邑主基层，王虽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因为他需要基于国家总体考虑，反而是压制士大夫、调和国家人群矛盾最积极的一个人。
如果一定要说王是统治者，那么只是在诸侯时期，是诸侯一个人说了算。到了封邑主时期，由于家臣制度，和《周礼》制定的官僚体系，已经向集体决策方向改进。虽然《周礼》的撰写成功已经春秋战国的晚期，但是它对后来的政权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
为什么后来的臣子能够劝谏皇帝？正是因为集体决策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到了汉唐之后，那就更加是如此了。那些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皇帝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与公有制的发展一样，集体决策的模式也是渐进式的。基本理论的提出那就早了，从《尚书》到《周易》都有体现。
黄彬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也是惊人的，因为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能够指出教授们偶尔出现的语误，对于谈话内容也经常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诉出来。
黄彬还在只是翻看了一遍教授们送上来的书籍之后，就能准确地说出某段话在某页某段落。
这种恐怖的记忆力，让教授们知道了，为什么这孩子能够在小小年纪读那么多书，还能记得，并融会贯通。
由于黄彬的这种能力，让教授们都非常小心，怕一旦说错了，被黄彬给当场指出来，太没面子。
这个问题终于在一个学生提问的时候问了出来。
黄彬淡淡的一笑：“这种能力其实并不是读书的能力，我是军人，这是一种作战训练训练出来的能力。”
黄彬扫了一下会场：“现代战争，炮火崩裂，环境恶劣而复杂，稍有不慎，你会被人杀死，或者你失去了杀死敌人的机会。敌人不死，你就得死。所以观察战场环境，包括每块土石，每一个草木，每一片叶子上的露珠的多少，符不符合环境，你必须要观察到，理解到。这是一个战士求生的基本技能。我从九岁开始
打仗，被逼着训练，到今年已经七年了。”
“如果你能全神贯注，连续训练七年，你也许会比我的记忆力还要好。”
人们才发现，黄彬确实每时每刻都非常认真。他感知的东西，甚至并不只是包括了在场的人的语言，还有你的位置，身体情况，服装，相貌等等。所以看起来他非常安静，没有什么大的情绪波动。
至少在整个讲堂的时候是这样。
黄彬笑了：“我最大的本事，其实不是看书写书。我是一个士兵，我擅长的是作战，单兵作战。”
黄彬笑得露出了牙齿，神情之间，瞬间就变得杀气腾腾，像出窍的刀锋。
教授和学生们以为黄彬只是表演。
军方的人都在交头接耳。很快，黄彬的战功，最著名的三次作战被刘院长低声讲了出来。
“黄彬第一次大的战功是带着一个班去救他的父亲，和他的父亲用一个班的战士，一个排的文职和参谋人员顶住了敌军一个半团的进攻。如果算上最后敌军疯狂的反扑，应该算是三个团，不过那时阵地上只剩下了不到五个人。”
“黄彬的第二次是他一个人在荔浦，拖住了一个连的匪军，拖到了援军到来并几乎全歼敌军。只漏掉了不到五个人。”
“第三次对付的是海岛特务，七个人，把一个排的暗杀队伍死死地拖住，最后只走了一个高手。”
三次战斗虽然一次比一次小，但是难度却一次比一次大。黄彬的成长几乎是眼睛看得到的。
“特战战术，就是他在雨城军政大学的时候提出来，并由丁胜那个家伙组织训练成功，并在瑶山、南疆和现在的高丽战场打出了明堂。他曾经是特战分队的副队长。不然能够小小年纪当个营级干部？”
刘院长得意地道：“我是那么好糊弄的？”
首长们低声道：“可惜他似乎擅长单兵作战。”
刘院长道：“他就是不想学，想学容易得很。人还比较固执，到现在你见过他服软了吗？这些都是大教授啊。我见到都得发憷。他不怕。但是要让他的脑子转过弯，很难。就是骗到这里修军事史。你看他研究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把这个当成单兵训练了。说好也好，说不好...唉，难。”
黄彬确实任何时候都在训练。
他知道自己非常危险，所以在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他都要保证自己能够逃脱。如果有人敢拦他，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教授们是没有什么威胁，威胁也不是来自这里。
但是这不影响他有一个好心情。就像现在，他还有心情，在心里想起那个挂在车厢后，想自己露出自以为很漂亮的丑样的女兵。他觉得那简直就是自己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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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彬道：“我们的史书记载是一代代记录下来的，是很确凿的证据。就算是有错，那也要西方拿出同时代可信的证据来证明我们错了。据我所知，西方目前拿不出来。”
黄彬转向郭开贞道：“特别是敦煌的文书，我们要尽量想办法追回来，而且现在不能再遗失了。那些文书与我国的历史相印证，能够说明很多问题。而且如果我们能够证明，从德国到我国都是一个文化系统，好处有很多，这个不用我来讲。无非就是一个以谁为中心的问题。让历史说话就行了。”
话题到了这里，基本上就结束了。
郭开贞实际上搭建了一个如何贯通东西方哲学桥梁，而黄彬给出了具体如何贯通的一种方法。而且也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实际上，领袖已经在马恩哲学之后，利用矛盾论和实践论构建了属于东方的社会主义哲学，如果再算上黄彬今天提出来的史学和经济体制学说，基本上就算是完成了东方特色的社会主义学说。
这也是领袖没有反对的原因。
吴涵本人是什么态度，很难说清楚，但是他动了不少推波助澜手脚。郭开贞则很技巧地进行了调和，哪一方都不得罪，都不影响他为双方进行宣传和下一步的研究。所以要说高人，郭开贞才是真正的高人。
剩下的时间，主要是讨论殷商时期存在人殉制度，为什么是封邑时代，而不是奴隶时代。
黄彬认为既然一个时代的起源要提前一两个时代，那么人殉制度也会推迟一到两个时期。殉葬制度到了世家时代已经不用人而是用俑。后来有一两个事件，也非常少。
在殷商之前的墓葬因为工具的落后，一般都埋藏浅，容易被破坏，所以发现就少。而且因为化为了泥土，也不被人重视。但是还是可以通过土质和泥土的颜色不同进行区分。这需要更加精细地对土壤进行化验和保护技术。
而商朝之后，不用人殉，也说明商朝是奴隶制度特征的晚期了。
再就是，对于古代对于奴隶的称呼，那就是没有称呼。古籍记载的民、士、姓都不是指底层人民，而是指封邑主，最差也是家臣。是到了商鞅时期，解放了奴隶之后，才把一部分从事农业的奴隶，叫做农，把一部分取得身份的叫做农民。而在《商君书》中，凡是单独提到民的，都不是指农民，而是指封邑主。
而在封邑主时期，封邑虽然是社会的主流经济模式，但是出现了类似于现在的“公司”制度，就是家臣制度。家臣已经具有了相当高的自主权，所以才会发生三国分晋的现象。除了家臣，还有逃到封邑之外，不受封邑主管辖的野人，他们已经不是奴隶，而且人数不少。而这在诸侯时期都是没有的。
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具体历史记载的解释，所以学者们发言讨论的就多了起来。
黄彬在讨论过程中，并没有落下风。反而纠正了郭开贞在文章把士、民、姓都叫做奴隶，把统治阶级集中到王一个人身上的错误。认为春秋时期，统治阶层是士大夫封邑主基层，王虽然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但是因为他需要基于国家总体考虑，反而是压制士大夫、调和国家人群矛盾最积极的一个人。
如果一定要说王是统治者，那么只是在诸侯时期，是诸侯一个人说了算。到了封邑主时期，由于家臣制度，和《周礼》制定的官僚体系，已经向集体决策方向改进。虽然《周礼》的撰写成功已经春秋战国的晚期，但是它对后来的政权建设起到了指导作用。
为什么后来的臣子能够劝谏皇帝？正是因为集体决策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到了汉唐之后，那就更加是如此了。那些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皇帝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与公有制的发展一样，集体决策的模式也是渐进式的。基本理论的提出那就早了，从《尚书》到《周易》都有体现。
黄彬在这个过程中的表现也是惊人的，因为他的记忆力非常好，能够指出教授们偶尔出现的语误，对于谈话内容也经常能够一字不差地复诉出来。
黄彬还在只是翻看了一遍教授们送上来的书籍之后，就能准确地说出某段话在某页某段落。
这种恐怖的记忆力，让教授们知道了，为什么这孩子能够在小小年纪读那么多书，还能记得，并融会贯通。
由于黄彬的这种能力，让教授们都非常小心，怕一旦说错了，被黄彬给当场指出来，太没面子。
这个问题终于在一个学生提问的时候问了出来。
黄彬淡淡的一笑：“这种能力其实并不是读书的能力，我是军人，这是一种作战训练训练出来的能力。”
黄彬扫了一下会场：“现代战争，炮火崩裂，环境恶劣而复杂，稍有不慎，你会被人杀死，或者你失去了杀死敌人的机会。敌人不死，你就得死。所以观察战场环境，包括每块土石，每一个草木，每一片叶子上的露珠的多少，符不符合环境，你必须要观察到，理解到。这是一个战士求生的基本技能。我从九岁开始
打仗，被逼着训练，到今年已经七年了。”
“如果你能全神贯注，连续训练七年，你也许会比我的记忆力还要好。”
人们才发现，黄彬确实每时每刻都非常认真。他感知的东西，甚至并不只是包括了在场的人的语言，还有你的位置，身体情况，服装，相貌等等。所以看起来他非常安静，没有什么大的情绪波动。
至少在整个讲堂的时候是这样。
黄彬笑了：“我最大的本事，其实不是看书写书。我是一个士兵，我擅长的是作战，单兵作战。”
黄彬笑得露出了牙齿，神情之间，瞬间就变得杀气腾腾，像出窍的刀锋。
教授和学生们以为黄彬只是表演。
军方的人都在交头接耳。很快，黄彬的战功，最著名的三次作战被刘院长低声讲了出来。
“黄彬第一次大的战功是带着一个班去救他的父亲，和他的父亲用一个班的战士，一个排的文职和参谋人员顶住了敌军一个半团的进攻。如果算上最后敌军疯狂的反扑，应该算是三个团，不过那时阵地上只剩下了不到五个人。”
“黄彬的第二次是他一个人在荔浦，拖住了一个连的匪军，拖到了援军到来并几乎全歼敌军。只漏掉了不到五个人。”
“第三次对付的是海岛特务，七个人，把一个排的暗杀队伍死死地拖住，最后只走了一个高手。”
三次战斗虽然一次比一次小，但是难度却一次比一次大。黄彬的成长几乎是眼睛看得到的。
“特战战术，就是他在雨城军政大学的时候提出来，并由丁胜那个家伙组织训练成功，并在瑶山、南疆和现在的高丽战场打出了明堂。他曾经是特战分队的副队长。不然能够小小年纪当个营级干部？”
刘院长得意地道：“我是那么好糊弄的？”
首长们低声道：“可惜他似乎擅长单兵作战。”
刘院长道：“他就是不想学，想学容易得很。人还比较固执，到现在你见过他服软了吗？这些都是大教授啊。我见到都得发憷。他不怕。但是要让他的脑子转过弯，很难。就是骗到这里修军事史。你看他研究的都是些什么东西？把这个当成单兵训练了。说好也好，说不好...唉，难。”
黄彬确实任何时候都在训练。
他知道自己非常危险，所以在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他都要保证自己能够逃脱。如果有人敢拦他，就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教授们是没有什么威胁，威胁也不是来自这里。
但是这不影响他有一个好心情。就像现在，他还有心情，在心里想起那个挂在车厢后，想自己露出自以为很漂亮的丑样的女兵。他觉得那简直就是自己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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