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章 所有制论
田秘书的记忆力确实很好，他能够记得林徽先生关于翻译问题的全部论点和论据，也能够找到我国的历史典籍中，能够印证的事件和典故。这和大量的阅读量有关。
黄彬对于上辈子读的书记得不是太清楚，上辈子他也没有读多少书，了解的都是历史大事件。而且也是年纪大了之后，用来闲谈的谈资。书是因为现在强烈的危机感而被迫读的，就算是黄彬再怎么努力，读的书也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田秘书不同，他的阅读量就大太多了，特别是他当了领袖的秘书之后，因为常常要替领袖寻找相应的资料，几乎所有领袖的藏书都看了一遍，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天才。
但是这个人有着比较大的缺点，就是他并不注重身体的保养，没有好身体，自然就没有好精力。为了提振精神，他应该是喜欢饮酒。酒还喝得不少，就是现在酒味也能闻得出来。因为喝酒，所以兴奋的时候，反应速度很快，但是跳跃也很快。系统性思维自然就会差一点，为人多少有些浪漫。所以谈话就逐渐走偏了方向。
“我认为苏联在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主要是两大特点，一个就是社会经济的公有制制度，一个就是民主集中制。这应该和我国封建社会体制是完全不同的。荔浦更多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这是荔浦备受争议的地方。”
黄彬是被逼着，不得不回应这种接近路线性的问题。
“我读书少，而且确实读西方的书籍比较少。之前金岳霖教授曾经指出过我的这些缺点。但是以我的阅读和理解，我不认为公有制和民主集中制是苏联的创举。至少不完全准确。”
大概是兴奋度不够，田秘书没有往茶杯里续水，而是直接喝的浓茶。这让他的眼睛闪耀着光芒。
黄彬不喜欢田秘书这种对理智接近失控的状态，所以语气依然不急不缓。
“公有制有很多种形式，苏联的集体农庄，如果您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和汉末的屯田到明朝的卫所制度有类似的地方。其实单纯从经济角度，这和更加古老的封邑制度与劳作方式相似。在苏联的部分农庄，其实还不如封邑。如果您说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在苏联，差别巨大的工资体系，官僚过大的权利，其实并不能体现其公平性。”
田秘书思考了一下，觉得很难从事实上反驳，所以道：：“这是因为地方执行中央政策不那么好，才导致的现象。”
“如何执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我认为苏联并没有独创公有制，而是我国从春秋时期就在实行类似的制度。公有制的最大特征是什么？”
“是对生产资料公有。”
黄彬点头：“或者共有。苏联的某些集体农庄由于官僚权利过大，而没有真正体现其公有属性。实际上等于官僚阶层对于土地和其附属资源的占有，或者某个小集体占有。这和封邑士大夫阶层对于封邑的占有区别不大。已经接近于私有制。我国对于私有制的革命是从商鞅开始的。商鞅以国家所有的形式，事实上剥夺了封邑主对于井田之外的所有土地资源的占有。”
“那难道不是皇帝占有？”
“皇帝并不能事实占有，而且这些土地，老百姓拥有了自主开垦的权利。所以从理论上，我国从商鞅时期开始，就实现了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共有，因为那时候，井田的面积非常小。到了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官有和私有开发这些公共资源激烈的争论，这就是《盐铁论》。但是不得不承认，官有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因为官有收益用来了国家公共事务。”
“但是绝大多数用于了皇帝和官员的个人挥霍。”
“准确来说并不都是。绝大多数时期，这部分的收入用来了国家公共事务，汉武帝利用这笔财富击败了匈奴。当然后来几次反复，都是公有和个人占有的争夺。每一次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出现极不均衡的时候，就是朝代更替的时候。而这正说明了公有制的重要性，和私有制的破坏性。”
黄彬叹了口气：“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其实我认为我国从商鞅时期就已经脱离了封建社会，开始了公有制的实验。《周礼》讲的大同社会，就是一个理想社会模型。当然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公有制经济经过了很多种模式的实验和演进，大多数都失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公有制成分在增加。”
“你能举例吗？”田秘书问。
“当然，其中对于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进行公有，比如山川森林河流湖泊以及大部分的草场。把私有制限定在农田上。这是我国历代采取的普遍办法。西方不同，仍然是土地以及土地附属物包括上面的人，全部私有。苏联确实进了一步，采取了共有制。但是缺陷我前面已经说了。”
田秘书沉默着，不说话。
“在我国，凡是一个朝代的开始，都是公有比例较大，而私有比例较少，比如公田，营田，屯田，兵户。但是随着统治阶层的腐败，土地兼并和对公有资源的占有达到极致，社会分配不公达到了极致，政权就开始崩坏。不过即便是如此，在私有制度基础
上，我国仍然产生了以家族为单位的部分公有经济特征，比如族田，族产等等。”
田秘书仔细思考了一下道：“虽然我承认这些经济组织形式有公有制特性，但是却都有着严重的缺陷。”
黄彬点头：“是的，这个我承认。但是我不认为西方公有制实践比我们要好，以苏联为例，还处在官有经济初级的阶段，其公有制形式也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应该研究我国历史上出现的这些公有制形式，发扬他们的优点，摈弃他们的缺点。比如采取国有经济，这是从官有经济上发展而来。比如农村采用集体经济，这是从族产等小集体经济模式发展而来。”
田秘书叹了口气问：“关于民主集中制，你仍然认为是我国古代也有？”
黄彬道：“这要看关于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林徽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西方的民主制度并非是完全的民主制度，而是一种选举制度。最后掌权的仍是资本与士绅集团。苏联并没有彻底改变这一点。如果我们回头看历史，就会知道其实与我国古代的长老制度，士大夫制度，所谓的乡贤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
田秘书长大了嘴巴。
黄彬道：“从唐朝开始，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以郡县制度为主体的施政体系，并逐步具有了民主和集中的特性。只是我国是以世家集团逐渐崩解，到明清是以家族为特点的民主和集中制度。它的缺陷当然巨大，但是效率不低。而最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完全平等，特别是是在满清统治制度下，形成的奴才制度就更加不平等。”
黄彬笑道：“民主和集中的思想，是一个基本理念。其实我比较推崇人民代表制度，过去中央政府政不下县，县里的决断常常采取了乡贤决策，前朝和西方的选举制度是换汤不换药。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选出的人民代表到底有没有代表性的问题。是偏向于官僚和商人士绅，还是偏向于占据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
田秘书愣了好久，才叹了口气：“我承认，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黄彬笑道：“还有一点，可能会有很多人说老百姓没有执政能力。这一方面是我们教育如何抓的问题。另一方面，老百姓真的没有执政能力吗？不见得。在我国的法律系统之中，历代的律法系统也要进行整理，把确实反动的条款去掉，比如满清律法中对于满汉地位不平等的规定，但是有益的也要汲取。不能全盘都否定。全盘否定的还有宗法和族规。”
田秘书笑道：“你好像认可我们否定前朝法典。”
黄彬点头：“是的，我认为前朝的法典，是照抄德国和对瑞士的法典，是基于契约和商业规则下的法律，里面充满了不平等和剥削。而如果我们认可我国基层实际上是处于宗法和族规的治理之下，其中又包含了部分公有经济的特性，那么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我曾经在荔浦的村规中，发现有保护山林等很好的规定，且有相关的处罚奖励。”
黄彬笑道：“对于村里，或者说族里的公产，比如树木，私自砍伐，是要赔偿其它村民大米和肉的。也有集体供养学生的规定，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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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彬对于上辈子读的书记得不是太清楚，上辈子他也没有读多少书，了解的都是历史大事件。而且也是年纪大了之后，用来闲谈的谈资。书是因为现在强烈的危机感而被迫读的，就算是黄彬再怎么努力，读的书也还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田秘书不同，他的阅读量就大太多了，特别是他当了领袖的秘书之后，因为常常要替领袖寻找相应的资料，几乎所有领袖的藏书都看了一遍，
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天才。
但是这个人有着比较大的缺点，就是他并不注重身体的保养，没有好身体，自然就没有好精力。为了提振精神，他应该是喜欢饮酒。酒还喝得不少，就是现在酒味也能闻得出来。因为喝酒，所以兴奋的时候，反应速度很快，但是跳跃也很快。系统性思维自然就会差一点，为人多少有些浪漫。所以谈话就逐渐走偏了方向。
“我认为苏联在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时，主要是两大特点，一个就是社会经济的公有制制度，一个就是民主集中制。这应该和我国封建社会体制是完全不同的。荔浦更多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这是荔浦备受争议的地方。”
黄彬是被逼着，不得不回应这种接近路线性的问题。
“我读书少，而且确实读西方的书籍比较少。之前金岳霖教授曾经指出过我的这些缺点。但是以我的阅读和理解，我不认为公有制和民主集中制是苏联的创举。至少不完全准确。”
大概是兴奋度不够，田秘书没有往茶杯里续水，而是直接喝的浓茶。这让他的眼睛闪耀着光芒。
黄彬不喜欢田秘书这种对理智接近失控的状态，所以语气依然不急不缓。
“公有制有很多种形式，苏联的集体农庄，如果您仔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和汉末的屯田到明朝的卫所制度有类似的地方。其实单纯从经济角度，这和更加古老的封邑制度与劳作方式相似。在苏联的部分农庄，其实还不如封邑。如果您说最大的区别在于人与人的平等关系，在苏联，差别巨大的工资体系，官僚过大的权利，其实并不能体现其公平性。”
田秘书思考了一下，觉得很难从事实上反驳，所以道：：“这是因为地方执行中央政策不那么好，才导致的现象。”
“如何执行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至少我认为苏联并没有独创公有制，而是我国从春秋时期就在实行类似的制度。公有制的最大特征是什么？”
“是对生产资料公有。”
黄彬点头：“或者共有。苏联的某些集体农庄由于官僚权利过大，而没有真正体现其公有属性。实际上等于官僚阶层对于土地和其附属资源的占有，或者某个小集体占有。这和封邑士大夫阶层对于封邑的占有区别不大。已经接近于私有制。我国对于私有制的革命是从商鞅开始的。商鞅以国家所有的形式，事实上剥夺了封邑主对于井田之外的所有土地资源的占有。”
“那难道不是皇帝占有？”
“皇帝并不能事实占有，而且这些土地，老百姓拥有了自主开垦的权利。所以从理论上，我国从商鞅时期开始，就实现了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共有，因为那时候，井田的面积非常小。到了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官有和私有开发这些公共资源激烈的争论，这就是《盐铁论》。但是不得不承认，官有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因为官有收益用来了国家公共事务。”
“但是绝大多数用于了皇帝和官员的个人挥霍。”
“准确来说并不都是。绝大多数时期，这部分的收入用来了国家公共事务，汉武帝利用这笔财富击败了匈奴。当然后来几次反复，都是公有和个人占有的争夺。每一次对于公共资源的分配出现极不均衡的时候，就是朝代更替的时候。而这正说明了公有制的重要性，和私有制的破坏性。”
黄彬叹了口气：“我们现在用的都是西方的概念。其实我认为我国从商鞅时期就已经脱离了封建社会，开始了公有制的实验。《周礼》讲的大同社会，就是一个理想社会模型。当然因为时代的局限性，公有制经济经过了很多种模式的实验和演进，大多数都失败了。但是不管怎么样，公有制成分在增加。”
“你能举例吗？”田秘书问。
“当然，其中对于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进行公有，比如山川森林河流湖泊以及大部分的草场。把私有制限定在农田上。这是我国历代采取的普遍办法。西方不同，仍然是土地以及土地附属物包括上面的人，全部私有。苏联确实进了一步，采取了共有制。但是缺陷我前面已经说了。”
田秘书沉默着，不说话。
“在我国，凡是一个朝代的开始，都是公有比例较大，而私有比例较少，比如公田，营田，屯田，兵户。但是随着统治阶层的腐败，土地兼并和对公有资源的占有达到极致，社会分配不公达到了极致，政权就开始崩坏。不过即便是如此，在私有制度基础
上，我国仍然产生了以家族为单位的部分公有经济特征，比如族田，族产等等。”
田秘书仔细思考了一下道：“虽然我承认这些经济组织形式有公有制特性，但是却都有着严重的缺陷。”
黄彬点头：“是的，这个我承认。但是我不认为西方公有制实践比我们要好，以苏联为例，还处在官有经济初级的阶段，其公有制形式也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应该研究我国历史上出现的这些公有制形式，发扬他们的优点，摈弃他们的缺点。比如采取国有经济，这是从官有经济上发展而来。比如农村采用集体经济，这是从族产等小集体经济模式发展而来。”
田秘书叹了口气问：“关于民主集中制，你仍然认为是我国古代也有？”
黄彬道：“这要看关于民主的定义是什么。林徽先生已经讲得很清楚，西方的民主制度并非是完全的民主制度，而是一种选举制度。最后掌权的仍是资本与士绅集团。苏联并没有彻底改变这一点。如果我们回头看历史，就会知道其实与我国古代的长老制度，士大夫制度，所谓的乡贤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
田秘书长大了嘴巴。
黄彬道：“从唐朝开始，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了以郡县制度为主体的施政体系，并逐步具有了民主和集中的特性。只是我国是以世家集团逐渐崩解，到明清是以家族为特点的民主和集中制度。它的缺陷当然巨大，但是效率不低。而最重要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并非完全平等，特别是是在满清统治制度下，形成的奴才制度就更加不平等。”
黄彬笑道：“民主和集中的思想，是一个基本理念。其实我比较推崇人民代表制度，过去中央政府政不下县，县里的决断常常采取了乡贤决策，前朝和西方的选举制度是换汤不换药。从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选出的人民代表到底有没有代表性的问题。是偏向于官僚和商人士绅，还是偏向于占据绝大多数的工人农民。”
田秘书愣了好久，才叹了口气：“我承认，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黄彬笑道：“还有一点，可能会有很多人说老百姓没有执政能力。这一方面是我们教育如何抓的问题。另一方面，老百姓真的没有执政能力吗？不见得。在我国的法律系统之中，历代的律法系统也要进行整理，把确实反动的条款去掉，比如满清律法中对于满汉地位不平等的规定，但是有益的也要汲取。不能全盘都否定。全盘否定的还有宗法和族规。”
田秘书笑道：“你好像认可我们否定前朝法典。”
黄彬点头：“是的，我认为前朝的法典，是照抄德国和对瑞士的法典，是基于契约和商业规则下的法律，里面充满了不平等和剥削。而如果我们认可我国基层实际上是处于宗法和族规的治理之下，其中又包含了部分公有经济的特性，那么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比如我曾经在荔浦的村规中，发现有保护山林等很好的规定，且有相关的处罚奖励。”
黄彬笑道：“对于村里，或者说族里的公产，比如树木，私自砍伐，是要赔偿其它村民大米和肉的。也有集体供养学生的规定，所以这些东西不能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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