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二十八章 黄彬之答
陈奇涵是拿出了笔记本，一条条念出来的，没有太多，只有这四条。每一条都非常难以解决。
但黄彬连笔记本都没有看一眼。
“种植业要看采用什么样的种植模式，对于单一作物产区，才会出现您所说的问题。因为那需要的人力少，管理难度小。这是从我国春秋时期井田制遗留下来的单一规模化种植模式，本质上是工厂化。春秋时期是封邑主士大夫管理农奴，后来是地主管理雇农，和私商管理工人是一个性质。”
“对于单一规模化种植，最好的好处是能够用最少的代价换来最快速的收获，最大的坏处就是对于土地的利用效率太低，而且没有什么抗灾性，一旦受灾颗粒无收，整个国家就跟着遭殃。从汉末《泛胜之书》开始，我们就从单纯种植五谷走向了多样化种植。后来大多数统治者选择单一化和规模化的原因有很多种，我就不讲了。但是多样化和生态化种植，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它意味着两个发展趋势。”
黄彬伸出了两个手指头：“第一就是大区域公有制。就是对于地区资源和生产的公有或者共有模式，从秦代商鞅变法就开始了。第二就是个人所需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公有和共有。也有人把这说成是私有，但是仔细分析不是，实际上是家庭成员共有。在我国还有家族共有，官有等等带有公有性质的社会形态。单纯的私有制只有我国春秋时期的封邑主，藏区的千户，西方的大部分私有。”
黄彬道：“我认为在区域性质上，采取公有制，不能把土地一分了事，需要进行区域管理和分工协作。对于农田，特别是单一种植的农田，可以分给个人耕种，但是其数量要压缩到最低。在多样化种植的区域，一个人能够管理得好的区域其实很小，所以采取公有和集体劳动。比如采用了间作套种，生产丰富杂粮的土地，生产木本粮食以及矮杆或藤本作物混作的土地。”
“这已经是类似于经济林的生产模式了。多种生态化的种植模式，需要进行大范围的采集和收割某种作物，集中后进行粗加工和精加工，然后销售。如果这些交给无组织的私商，后果就是不仅仅是是采集加工起不来，多样化种植也起不来。当然这些加工企业，也将是公有制。”
陈奇涵很多都听不太懂，但是他记录得很详细。
“至于现在公有制企业打不过私商的问题，有两点可以解决。第一，当乡村采取互助社和合作社，并兴办粗加工企业，就近加工的时候，就把原材料控制起来。在荔浦，农产品价格高，工业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这不仅是把原材料留在了当地，还抬高了私商的采购价格。没有利润，私商是不会干的。所以大多数都进行了公私合营。”
“第二点就是交通，尽快修建铁路等大规模快捷的运输通道，这种运输必然是公有制性质的。严格控制车辆运输，对于短途运输，鼓励使用畜力运输，这也是保障老百姓有肉吃，保留畜牧业的一种措施。当廉价运输控制国有企业之中后，成本下降，我们的产品价格也会下降。反之私商的运输成本增加，无法和我们形成竞争。”
黄彬叹了口气：“最重要的还是是要发展日用品生产，不能只高重工和工矿业。假如我们都搞重工业，当然是竞争不过私商的。别人有，我们没有，就不怪别人打压。大宗物资，比如粮食蔬菜，城乡要大体上一致。这只有在分散布置城乡结构时候才做得到。比如雨城京城这种高度集中的地方，没有雄厚的物资供应能力，当然是打不过私商的。”
“至于人才问题，就是全民教育问题。这个不需要我详细说了。”
陈奇涵想了想：“目前确实在号召城市居民支援乡镇建设，支援工业区。工业区也选择在了距离矿山较近的地方，而不是城市。但是我们进行道路交通和工业区建设，需要使用大量的人口。国家投资的钱都集中在他们身上，这些货币如何回收。”
黄彬道：“因为没有日用品生产，没有产品能够和农民交换，所以国家才用钱去买粮食，恐怕钱在老百姓手里也很多。私商正好钻了这个空子，补上就好了。这部分货币，需要靠日用品生产回收。同时乡村贸易，尽量多用以货易货的模式，货币只是作为中间媒介。不搞大规模的货币收购，货币自然就慢慢少了。核心还是生产，日用品生产。”
“至于工人手中的货币，农产品价格配合合理的薪酬评估体系，就能够解决。您非得让工人薪酬高于农民太多。那这个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大体上，农产品和日用品价格普涨一次，工人和政府机关人员不涨。货币瞬间就不够用了。这个评估体系，可以参考荔浦的，要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
黄彬笑道：“另外干部的薪酬不要拉那么大，公务开销列入公务成本，集体列支。干部和老百姓的家庭个人收入不要搞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陈奇涵问：“现在工业的缺口那么大，你说的办法恐怕填补不了这个缺口，那该怎么办？”
“工业人口收入现在还是很高，与私商与城市人口消费大体相当，那就让这些人群去搞工业。整体社会消耗
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们再好好提高农民和乡镇生活水平，他们是绝大多数。如果我看的没有错，现在我国要建的重工业和工矿业规模应该只有英墨和苏联的三分之一还要弱一点。当然加上未来的轻工业和加工业，规模只会比他们大，而不会小。”
“这个规模我们国家还是能够承受得住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些工业区分散，和周围的农业区结合好，就近供应，别搞得全国调粮食供应一个地方，费工费力不讨好。另外，我们可以不要坦克，但要施工机械，用来修建铁路，减少人力消耗。熬过了建设期，工业生产期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多人。搞大建设，必须要想好，将来这些参加建设的人口是需要安置的。”
陈奇涵记录完，又看了一遍，叹了口气：“现在懂这些的人真是不多。你留在部队太可惜了。”
黄彬笑道：“首长，我也没那么厉害。公有制和国家建设从商鞅变法开始，经历了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模式，两千多年，从广泛意义上的工业来说，我们从来不落后于任何人，就算是到了清末仍然是如此。我们被欺负，主要的原因是满清以小民族统治大民族，搞民族和区域分治，维持其统治的结果。”
黄彬摇了摇头：“军阀混战，别人把我们各个击破。一个张作霖就能对抗苏日，输了不稀奇。国家民族融合，和谐统一，才是强盛的关键。没有这个，一切都是空话。海岛总裁的黄金十年，不是什么用都没有？还得向洋人卑躬屈膝。”
陈奇涵问：“你相信凭借我们现有的战法和装备，能够抗住列强的坚船利炮？”
黄彬摇头：“扛不住。我们需要有我们的杀手锏。大炸弹，更加适合我们战法的单兵作战武器，反装甲武器，我们的战舰，飞机，一定数量的装甲兵团都要有。人民战争只能保护疆土的盾。但是光有盾不行，还要有矛，锐利的矛。不然高丽，我们也不会缩在山区出不来。所以我们要先有三分之一与列强同规模的重工业和军工体系。”
陈奇涵有看了看笔记本，然后把它交给黄彬：“你看一下，有没有哪些地方没有写清楚。我对这些实在不是太熟悉。”
陈奇涵，算是老参谋了，如果说完全不懂经济，那一定是不信的，因为不管在任何时候，解放区和根据地建设，都是民政七分，军事三分。但是就连他都对这些无法判断对错，这就是刘院长讲的现实。
这也是为什么邓恢现在这么受到领袖重视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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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黄彬连笔记本都没有看一眼。
“种植业要看采用什么样的种植模式，对于单一作物产区，才会出现您所说的问题。因为那需要的人力少，管理难度小。这是从我国春秋时期井田制遗留下来的单一规模化种植模式，本质上是工厂化。春秋时期是封邑主士大夫管理农奴，后来是地主管理雇农，和私商管理工人是一个性质。”
“对于单一规模化种植，最好的好处是能够用最少的代价换来最快速的收获，最大的坏处就是对于土地的利用效率太低，而且没有什么抗灾性，一旦受灾颗粒无收，整个国家就跟着遭殃。从汉末《泛胜之书》开始，我们就从单纯种植五谷走向了多样化种植。后来大多数统治者选择单一化和规模化的原因有很多种，我就不讲了。但是多样化和生态化种植，是人类生存的需要，它意味着两个发展趋势。”
黄彬伸出了两个手指头：“第一就是大区域公有制。就是对于地区资源和生产的公有或者共有模式，从秦代商鞅变法就开始了。第二就是个人所需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公有和共有。也有人把这说成是私有，但是仔细分析不是，实际上是家庭成员共有。在我国还有家族共有，官有等等带有公有性质的社会形态。单纯的私有制只有我国春秋时期的封邑主，藏区的千户，西方的大部分私有。”
黄彬道：“我认为在区域性质上，采取公有制，不能把土地一分了事，需要进行区域管理和分工协作。对于农田，特别是单一种植的农田，可以分给个人耕种，但是其数量要压缩到最低。在多样化种植的区域，一个人能够管理得好的区域其实很小，所以采取公有和集体劳动。比如采用了间作套种，生产丰富杂粮的土地，生产木本粮食以及矮杆或藤本作物混作的土地。”
“这已经是类似于经济林的生产模式了。多种生态化的种植模式，需要进行大范围的采集和收割某种作物，集中后进行粗加工和精加工，然后销售。如果这些交给无组织的私商，后果就是不仅仅是是采集加工起不来，多样化种植也起不来。当然这些加工企业，也将是公有制。”
陈奇涵很多都听不太懂，但是他记录得很详细。
“至于现在公有制企业打不过私商的问题，有两点可以解决。第一，当乡村采取互助社和合作社，并兴办粗加工企业，就近加工的时候，就把原材料控制起来。在荔浦，农产品价格高，工业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这不仅是把原材料留在了当地，还抬高了私商的采购价格。没有利润，私商是不会干的。所以大多数都进行了公私合营。”
“第二点就是交通，尽快修建铁路等大规模快捷的运输通道，这种运输必然是公有制性质的。严格控制车辆运输，对于短途运输，鼓励使用畜力运输，这也是保障老百姓有肉吃，保留畜牧业的一种措施。当廉价运输控制国有企业之中后，成本下降，我们的产品价格也会下降。反之私商的运输成本增加，无法和我们形成竞争。”
黄彬叹了口气：“最重要的还是是要发展日用品生产，不能只高重工和工矿业。假如我们都搞重工业，当然是竞争不过私商的。别人有，我们没有，就不怪别人打压。大宗物资，比如粮食蔬菜，城乡要大体上一致。这只有在分散布置城乡结构时候才做得到。比如雨城京城这种高度集中的地方，没有雄厚的物资供应能力，当然是打不过私商的。”
“至于人才问题，就是全民教育问题。这个不需要我详细说了。”
陈奇涵想了想：“目前确实在号召城市居民支援乡镇建设，支援工业区。工业区也选择在了距离矿山较近的地方，而不是城市。但是我们进行道路交通和工业区建设，需要使用大量的人口。国家投资的钱都集中在他们身上，这些货币如何回收。”
黄彬道：“因为没有日用品生产，没有产品能够和农民交换，所以国家才用钱去买粮食，恐怕钱在老百姓手里也很多。私商正好钻了这个空子，补上就好了。这部分货币，需要靠日用品生产回收。同时乡村贸易，尽量多用以货易货的模式，货币只是作为中间媒介。不搞大规模的货币收购，货币自然就慢慢少了。核心还是生产，日用品生产。”
“至于工人手中的货币，农产品价格配合合理的薪酬评估体系，就能够解决。您非得让工人薪酬高于农民太多。那这个问题永远也解决不了。大体上，农产品和日用品价格普涨一次，工人和政府机关人员不涨。货币瞬间就不够用了。这个评估体系，可以参考荔浦的，要保障大多数人的利益。”
黄彬笑道：“另外干部的薪酬不要拉那么大，公务开销列入公务成本，集体列支。干部和老百姓的家庭个人收入不要搞得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陈奇涵问：“现在工业的缺口那么大，你说的办法恐怕填补不了这个缺口，那该怎么办？”
“工业人口收入现在还是很高，与私商与城市人口消费大体相当，那就让这些人群去搞工业。整体社会消耗
就不会那么大。然后我们再好好提高农民和乡镇生活水平，他们是绝大多数。如果我看的没有错，现在我国要建的重工业和工矿业规模应该只有英墨和苏联的三分之一还要弱一点。当然加上未来的轻工业和加工业，规模只会比他们大，而不会小。”
“这个规模我们国家还是能够承受得住的。但是一定要把这些工业区分散，和周围的农业区结合好，就近供应，别搞得全国调粮食供应一个地方，费工费力不讨好。另外，我们可以不要坦克，但要施工机械，用来修建铁路，减少人力消耗。熬过了建设期，工业生产期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多人。搞大建设，必须要想好，将来这些参加建设的人口是需要安置的。”
陈奇涵记录完，又看了一遍，叹了口气：“现在懂这些的人真是不多。你留在部队太可惜了。”
黄彬笑道：“首长，我也没那么厉害。公有制和国家建设从商鞅变法开始，经历了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模式，两千多年，从广泛意义上的工业来说，我们从来不落后于任何人，就算是到了清末仍然是如此。我们被欺负，主要的原因是满清以小民族统治大民族，搞民族和区域分治，维持其统治的结果。”
黄彬摇了摇头：“军阀混战，别人把我们各个击破。一个张作霖就能对抗苏日，输了不稀奇。国家民族融合，和谐统一，才是强盛的关键。没有这个，一切都是空话。海岛总裁的黄金十年，不是什么用都没有？还得向洋人卑躬屈膝。”
陈奇涵问：“你相信凭借我们现有的战法和装备，能够抗住列强的坚船利炮？”
黄彬摇头：“扛不住。我们需要有我们的杀手锏。大炸弹，更加适合我们战法的单兵作战武器，反装甲武器，我们的战舰，飞机，一定数量的装甲兵团都要有。人民战争只能保护疆土的盾。但是光有盾不行，还要有矛，锐利的矛。不然高丽，我们也不会缩在山区出不来。所以我们要先有三分之一与列强同规模的重工业和军工体系。”
陈奇涵有看了看笔记本，然后把它交给黄彬：“你看一下，有没有哪些地方没有写清楚。我对这些实在不是太熟悉。”
陈奇涵，算是老参谋了，如果说完全不懂经济，那一定是不信的，因为不管在任何时候，解放区和根据地建设，都是民政七分，军事三分。但是就连他都对这些无法判断对错，这就是刘院长讲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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